又到一年清明，每年这个时候小罗（化姓）的爷爷都会前往珠江口，在这里缅怀小罗。罗爷爷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孙子热爱生活、喜欢旅游，在小罗去世后，家人参加广州市举办的骨灰撒海活动，将他的骨灰撒在了珠江口，让小罗可以随着江河海洋，漂向远方……

据悉，小罗的爷爷在孩子离世后从一位医生那里了解到，器官捐献可以为更多孩子带来生的希望，他便同意了捐献：“小孙子的器官为其他孩子带去了生命，这样他也不算完全离开我们。在小孙子器官捐献接受人的城市里，我能呼应到他的存在”

这名医生叫刘永光，当时是edf130壹定发珠江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一名器官移植外科医生。

刘永光

器官捐献协调工作“难以启齿”

而工作成果意义非凡

自2011年国家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刘永光就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十多年里，他见证了400多场离别，也迎接了1000多场重生。

“器官捐献是我国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人间大爱和精湛医学技术的结晶，是社会具有高效协同能力的体现，协调员做的是一份极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刘永光表示，对逝者来讲，被人遗忘才是我们文化中最大的遗憾，而器官捐献会让人感恩和铭记在心，让死亡多了一丝的温情，让生命用另一种形式延续；对受捐者来讲，器官捐献是生的希望。

当然，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也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再艰难的工作也要有人做，刘永光成为第一批担起重担的人。

“家属在最痛苦的时候，器官捐献是一件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刘永光笑道，自己在刚刚开展工作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家属不愿意捐献，而是自己“张不开嘴”。

如何把“伤口上撒盐”的话说给家属？对协调员来说是个“必须要过的坎”。刘永光介绍，面对亲人的离世，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和绝望的。“我们都痛苦成这样了，你还要求捐器官？”“我尊重医生，如果再说那事，我要报警了。”……这些话是他们最常听到的。

而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在合适的时间里找到逝者家庭中最有影响力的家属进行沟通——这个角色往往是家庭中的长辈，或者对长辈有影响力的年轻人。

与逝者家属沟通时，协调员首先要让家属了解到死亡才是痛苦的根源，而器官捐献只是死亡之后的形式；其次，协调员要缓解逝者家属的愧疚感，避免逝者家属因自责于对逝者照顾不周、送医迟缓而拒绝；最后，在具体沟通的时候应避免使用对器官“切割”“摘去”之类的意象不好的词汇，多使用重生，挽救之类的话语，避免引起家属的反感。

“很多时候，家属会有情绪，迁怒到协调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刘永光说道，“我们要做的，除了让家属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还要帮助受难的家庭缓解亲人离世的痛苦，让家庭重新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翻过这一页，日子还要过下去。”

器官协调捐献成功率仅有5%

让协调员最难过的却不是协调失败

为了推进器官捐献的工作，协调员们会在医院相关科室巡查了解接近脑死亡，或者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再对患者进行医学评估和社会关系研判，与医生和患者家属共同决定是否进行器官捐献。

“每一例器官捐献都需要所有一级家属的全体同意，并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即使是生前已经签署过器官捐献意愿卡的逝者也必须有家属的认可。”刘永光介绍，这既是对逝者的保护，也是对家属的尊重。

刘永光坦言，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成功率并不高，即使经过协调也仅有5%的逝者家属同意捐献。

低成功率是否会对协调员的工作信心造成打击？刘永光表示，家属同意和不同意捐献，是家属的权利，协调员绝对尊重家属的选择。

“器官捐献和移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有幸参与其中。”刘永光说道，“如果说生死之间是一条河，我们就是这河上的摆渡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协调员的工作中，最大的打击不是协调失败，而是在一次次与患者家属的共情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体会离别的悲伤。“与患者家属一起体验面对亲人离世撕心裂肺痛苦和无奈，让我们更加热爱生命和悲悯。”

社会需要“死亡教育”

学习“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在十多年的器官捐献工作中，刘永光既有过持续沟通一周，逝者家属最终拒绝的经历，也有过与逝者家属沟通十分钟就同意捐献的经历。

2018年，37岁的希腊小伙谢里夫在珠江医院离世，但他的生命跨越国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谢里夫捐出的心脏、肝脏、双肾帮助了4位生命垂危的患者重获新生。据了解，这是广东省首例外籍人士多器官捐献，也是全国第10例。

谢里夫的姐姐签署同意器官捐献的文件

谢里夫逝世后，闻讯赶到的姐姐陪伴谢里夫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姐姐在电话中与母亲沟通后，谢里夫的母亲很快表示同意捐献器官：“我的善良的孩子还非常年轻，如果能通过捐献器官帮到别人，对我们也是一种安慰。我相信如果他生前有知的话，他也会选择这么做的。”

这件事情让刘永光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死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不仅是自己张不开嘴、逝者家属不同意，有的医院同行对器官捐献也不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刘永光开始为死亡“科普”。

在医院，刘永光和同事们一起向大家传播脑死亡的概念。器官移植科每个人都负责几个沟通对象，“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大家科普器官捐献”。医院还成立了独立于OPO（器官捐献获取组织），培训脑死亡判定技术团队，协调员不参与脑死亡判定，不干预死亡判定前治疗、每一项脑死亡判定的检查、法律文书、器官获取流程、后事都严格做到依法依规。

“如果有机会，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死亡，了解或参与器官捐献。”刘永光说道，“死亡才是真正的痛苦。学会正确面对死亡，就能更好地尊重生命、珍惜当下。向死而生，人就多了一份通透，少了很多纠结。”

广东器官捐献数量连续14年全国第一

近日，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史先东在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上介绍，自2010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以来，广东省红十字会经过十余年持续努力，截至2023年底，已累计完成器官捐献6899例、角膜捐献5846例、遗体捐献2166例，全省有约59万名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数量连续14年全国第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能明显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器官捐献的重要性。如今广东器官捐献的文明之风正逐步形成。”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工作人员谷德文介绍，近些年，时常能接到希望做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咨询电话，甚至有许多人亲自来到我们各级红十字会要求做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能明显感受到大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且时常被捐献者的大爱之举所感动。”

“器官捐献是因爱而行，向阳而生的。”谷德文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用大爱拯救生命，让生命重焕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