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方医院教授从医62年无一纠纷 仁心仁术惠泽数十万患者

“两学一做”

　　“我没有那么伟大。但你问我是不是个好医生，我肯定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edf130壹定发南方医院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名医骆抗先认为，自己大半辈子只是做着心中“分内”之事。从医62年来，他救治了数十万乙肝患者，无一纠纷，垫付药费和资助旅费不过常事。行内还流传着佳话，为照顾远道而来的病患，这位“骆爷爷”不限号。

　　每天上班早到1小时、晚走1小时，这是骆抗先几十年工作形成的习惯。凌晨2时许，他就早早起床，开始读文献、写文章。在家书房伏案工作到6点多钟，他便打着手电筒出门上班。他说：“医生是为患者服务的，应该比他们来得更早才对。”

　　“我的号不要限，病人大老远来，带着痛苦来，不能让他们带着痛苦回去。”慕名找骆抗先看病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为不让他们白跑一趟，他每次都要看完全部挂号病人，往往中午一两点才下班，全然不理会助手的提醒和家人的催促。不限号的一句承诺，对这位八旬老医者而言，意味着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

　　仁心：担心患者来广州食宿花多了钱

　　南方医院的后辈们都知道，85岁的骆老出门诊，雷打不动。上周五记者在南方医院采访时，见识了这一份坚持。任由媒体与他的学生、同僚倾谈交流他的事迹，同处一栋大楼的老医者不为所动，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诊室一步。行内人也都知道，骆抗先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会为了各种座谈会而耽误一分一刻的出诊时间。

　　护士长告诉记者，骆老早到晚退几十年如一日。如果按照每周三次门诊计算，早晚各1小时，62年里他比别人多工作17856个小时，相当于义务工作2232天，多工作了6.2年，多诊治病人10多万人次。

　　骆抗先早已是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从事传染病学临床、教学和研究半个多世纪，救治数十万患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独力编写125万字《乙型肝炎：基础和临床(1-4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荣立三等功6次。如今，他身为edf130壹定发南方医院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旁人眼中的职业荣耀与高尚情操，于骆抗先而言不过是一个医者的应有之义。

　　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不乏家境困顿者，为病人省钱，是骆抗先最在意的事情。他是出了名的“精抠细算”，不但问病情，也问患者食宿条件，比如来广州的车费、住宿费等，认为花多了就会皱眉头。他选择的诊疗方案总是考虑患者的经济状况，不开一张大处方、大检查单。对家境贫寒的患者，他会告知，“复诊时不要挂专家号，普通号就行”。

　　“人生在世，哪个没有困难的时候啊！”记不起多少次，有多少位年轻医生，在骆老的感召和带领下，自发地向贫困病人解囊相助。从医62年来救治数十万乙肝患者，骆抗先未有过一起医疗纠纷。

　　每看完一个病人，都会起身送出诊室，然后站在诊室门口招呼下一位病人，这成了“骆爷爷”门诊区的一道知名风景。“我这样做，一来可以活动一下身子，二来体现对患者的尊重，平缓一下大家等待时焦急的情绪。”他笑着说。

　　妙手：给了贫困患者20年生命

　　1997年，家住中山的郭姓农民因患肝硬化，在脾切除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情况危急，却因家贫而投医无路。妻子从杂志上看到骆抗先的事迹，便带着丈夫慕名来穗。到达南方医院那天，夫妻俩身上只有300元，只能难为情地请求不要多开药。

　　“你的病情还比较重，300元不能治好。你急需的药费，我先替你掏。”骆抗先说到做到，立刻招呼同事先把急用的药拿来，交到郭先生手上。没有欠条，不设条件。

　　20年来，郭先生还定期从中山来找骆抗先复诊。前些年，他们一家人齐心合力，在老家开了个小饭店，生计无忧。“人家说我能活三五年，我却多活了20年。没有骆主任，我没有今天。”谈起骆抗先的“恩情”，郭先生仍不禁掉泪。 

　　正气：从不用影响力帮药厂推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烽火连天。那一年，骆抗先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小山村。因家境贫困，读不起书，他从十几岁起就辗转流浪，以抗日流亡学生的身份读完中学。1949年考入原中央大学医学院，1954年于第五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传染科。1961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骆抗先的人都知道他脾气有点怪，平时不愿意多说话，但对一些不良现象，却敢于发声，理直气壮地批评。有一次，他发现科室有个同志给患者开了“高价”药，立马要求改正，还直言不讳地严肃批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开药。”

　　南方医院感染内科教授孙剑说，为防止一些厂家利用他的影响力做广告、搞推销，骆抗先从不参加药厂组织的“鉴定会”或“新闻发布会”等，还及时披露了一些药厂对乙肝治疗药物的不实宣传。尽管得罪了一些商家，但树立了医者的口碑，并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他说：“只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良心就足够了！”